商鞅（约公元前390年—前338年），战国时期秦国著名的法家改革家，通过“商鞅变法”使秦国从弱国崛起为霸主，但最终却遭车裂极刑，他的死因复杂，涉及政治斗争、权力博弈和个人性格因素，是历史上改革者悲剧的典型缩影。

变法的成功与树敌
商鞅在秦孝公支持下推行变法，核心措施包括：废井田、开阡陌（土地改革），奖励耕战，推行郡县制，严刑峻法以强化中央集权，这些政策大幅提升了秦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，为日后统一六国奠定基础，变法触动了旧贵族特权，宗室贵族和世袭官员的利益受损，他们失去封地和世袭权力，对商鞅积怨已久，变法初期，太子嬴驷（后为秦惠文王）触法，商鞅惩处其师傅公子虔和公孙贾，导致与未来君主的矛盾埋下祸根。

权力更迭与政治报复
公元前338年，秦孝公去世，太子嬴驷继位为秦惠文王，旧贵族势力趁机反扑，公子虔等人诬告商鞅“谋反”，尽管商鞅变法强化了君权，但新君为稳固统治，选择向贵族妥协，商鞅手握重权、功高震主，其严格法家手段也令秦惠文王忌惮，商鞅被定罪出逃，但因其自设的严苛户籍制度（连坐法）无人敢收留，被迫返回封地抵抗，兵败后被车裂处死，家族亦遭诛灭。

性格与法家思想的局限
商鞅之死也与其个人性格和法家理念相关，他推崇“轻罪重罚”，主张以严刑峻法治国，虽效率显著但缺乏人情味，导致民心畏惧而非拥戴，变法中户籍制限制人口流动，连坐法使百姓互相监视，社会压抑感强，商鞅自身也成为制度的“受害者”——出逃时因无凭证遭拒，体现了其法的反噬，他作风强硬，树敌过多，未在政治中预留退路，最终在权力真空时被孤立。

历史启示
商鞅的悲剧揭示了改革者的共同困境：变革往往触动既得利益集团，需依赖君主支持，但君权更迭易致反噬，他的死并未否定变法成果——秦惠文王保留新法，因其实用性，但清除商鞅以平衡势力，这反映古代政治中“人治”与“法治”的矛盾：法家虽倡法治，但最终屈从于权术，商鞅之死警示，改革需兼顾策略与人性，过度激进可能引火焚身。

商鞅被处死是旧贵族反扑、新君立威和个人因素交织的结果，他的命运既是政治牺牲品，也是法家思想局限性的体现，但其变法遗产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