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Monster”一词源于拉丁语“monstrum”，原指“预兆”或“异常现象”，后演变为指代“令人恐惧的异常存在”，它早已超越字面，成为文化、心理与社会的复杂隐喻，其含义可拆解为三层：生物性的存在、文化的镜像与内心的投射。
在传统语境中,monster指违背自然秩序的恐怖生物，希腊神话中的Cyclops（独眼巨人）、北欧传说的Jörmungandr（尘世巨蟒）、中国《山海经》里的穷奇，皆因扭曲的形态与破坏力被视为“怪物”，它们常被赋予超自然力量，既是人类对未知自然的恐惧化身，也是解释灾难与疾病的原始工具，中世纪欧洲甚至将畸形动物视为“上帝之怒”的征兆，这种生物性定义的核心，是对“正常”的偏离——任何超出认知框架的生命，都可能被标签为monster。
随着文明发展,monster逐渐成为文化批判的载体，玛丽·雪莱的《科学怪人》中，人造人弗兰肯斯坦的悲剧并非源于其外貌，而是社会的排斥与创造者的傲慢——怪物实为人类异化与伦理失控的隐喻，哥斯拉核辐射的起源，直指二战创伤与科技恐慌；吸血鬼传说则暗含对阶级剥削与疾病传播的焦虑，在此层面，monster是集体恐惧的具象化，揭示社会对“他者”（如外族、疾病、失控科技）的排斥机制，正如哲学家Cohen所言：“怪物是差异的化身，它警告我们边界何在。”
弗洛伊德学派将monster视为潜意识“压抑”的爆发，每个人内心皆有不愿面对的黑暗面——暴力、欲望、创伤——它们被投射为外在的怪物形象，罗伯特·路易斯·史蒂文森的《化身博士》中，海德先生即是主角分裂人格的具象；现代恐怖片《异形》的抱脸虫，亦被解读为性暴力与生育恐惧的象征，心理学家荣格称此为“阴影原型”（Shadow Archetype）：monster是我们拒绝承认的自我部分，唯有直面它，才能达成心理整合。
“monster”的语义进一步拓宽，流行文化中，《怪物史莱克》或《精灵旅社》颠覆传统，赋予怪物人性与温情；“Monster Energy”能量饮料则借用“狂暴活力”的符号，社交媒体上，有人以“proud monster”自称，反抗社会规训， reclaim（重新 reclaim）曾被污名化的身份，AI技术引发的“算法怪物”（如偏见数据生成的歧视性系统）、生态危机中的“气候怪兽”，成为新时代的隐性威胁。
Monster从未仅是恐怖故事的元素,它是人类认知的试金石：既划定“正常”与“异常”的界限，也映照出时代深处的恐惧与欲望，理解monster，即是理解我们如何面对未知、处理差异、审视自我，正如作家尼尔·盖曼所写：“怪物真实存在，但它们也在我们心中，有时，它们甚至是我们最真实的部分。”